创作应回答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

　　——访电视剧《猎狐》总编剧赵冬苓

　　44集电视剧《猎狐》正在北京卫视、东方卫视播出。8年追逃锲而不舍，观众一路跟随，一路惊心动魄。尘埃落定时，人们为法律和正义的彰显而欣慰，也为其所透视的人性和人心而深思。其中就蕴藏着创作者的苦心劝诫，“人生不是一场豪赌，在有些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。”

　　《猎狐》以公安部“猎狐行动”为背景。2014年以来，“猎狐行动”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，其中缉捕“百名红通”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，追回赃款达100多亿元人民币。震撼的数字投射在故事里，使艺术的探针不断下潜。《猎狐》专注讲鲜为人知的经侦故事，在戏剧的张力、人性的弧度、阔大的格局等层面立意开掘。

 

　　关于《猎狐》的字里行间、台前幕后，总编剧赵冬苓近日向本报记者娓娓道来。

　　生活是剧本的根

　　跳出“猎狐”写《猎狐》

　　记者：《猎狐》取材真实案件。“猎狐行动”公众知晓度高，案件素材众多。您如何介入和把握这个题材？

　　赵冬苓：《猎狐》是柠萌影业热情邀请我创作的。我本人对经济活动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。但作为一名在剧本创作领域耕耘30余年的老兵，迎接挑战、绝不认输是我对自己的要求，也是我保持创作活力的诀窍所在，所以我接了。

　　接受邀约后，我做了大量案头工作，从对股票完全陌生到对股市游戏规则略知一二，经历了艰苦的学习。比方，根据这个题材的要求，翻阅了大量案例，制片方也给我提供了一些书面的材料，越看压力越大。后来我又到公安部和地方公安机关深入生活。我一直相信，对于一个编剧，无论创作何种题材，深入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。你去到那个地方，见到应该见的人，哪怕实际纳入剧本的东西不多，仍然会感到踏实，感觉剧本有了根。

　　记者：经侦题材、真实案件既是《猎狐》的“看点”也是创作“难点”，十分考验编剧讲故事的能力。《猎狐》如何从生活真实走向艺术真实？如何寻找与观众的共鸣点共情点？

　　赵冬苓：我到公安部采访的时候，曾经和经侦局相关负责人深入交谈，有两句话至今记忆犹新。第一句是要跳出“猎狐”写《猎狐》。不能只写公安干警如何抓人，而要写我们国家多年反经济犯罪的斗争。这就把创作的疆界大大扩展了。第二句是创作不能只写公安干警，对犯罪分子也应当写，把每个人面对诱惑如何陷入困境不可自拔的过程写好。这两句话是我创作《猎狐》的指导理念。

　　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，人性面对金钱的诱惑表现出来的脆弱，发人深思。改革开放特别是股市开放以后，各色人等面对经济潮水冲击的表现，是我在《猎狐》中着力去写的。所以，写经济大潮中的人生百态，是我们的创作主旨。也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引起观众共鸣，从中认出自己：在特定的情境下，剧中人面对的考验，每一个观众都可能面对。听到许多观众在说，剧中人做过的事情，他们也做过。我想，这就是所谓的共鸣共情吧。

　　记者：的确，这个故事最牵引观众的就是人物的选择和命运。围绕“猎狐”这条主线，公安干警、犯罪分子、各色人等渐次登场，人性的变化、社会关系的复杂逐渐呈现。《猎狐》人物刻画的着力点是什么？如何捕捉人物的典型化特征？

　　赵冬苓：对剧中人物，我把他们放在经济大潮来袭的大环境下，饶有兴趣地观察，一个个出身、经历、所处环境不一样的人如何表现、如何嬗变。

　　如果要问着力点是什么，只有两个字：困境。剧中每一个人物，包括男主人公夏远都有属于自己的困境。有的人陷入困境，不可自拔，就一步步陷了进去，遭遇灭顶之灾，比如杨建群；有的人在困境中不断升维，提高自己，开阔眼界，一步步成长为警界英雄，比如夏远。给每个人物设置属于其个人的困境，并写好他们如何应对，就是我全部的创作任务。

　　不满足于写快消品

　　千难万难也要抵达应许之地

　　记者：《猎狐》中人物的困境实质是正与邪、情与法、欲念与规则、现实与理想的激烈较量。这当中既有对于人性的思考，也有对广阔社会的观照，符合现实主义创作的要求。

　　赵冬苓：我们的创作实践面临一些挑战，许多创作人员碰到重大题材绕着走，宁可去写家长里短。在我看来，一个有抱负有追求的作家，应该对社会对历史有观照，回答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，才可能让作品有真正的审美价值、认识价值。触碰真正的社会现实，作品才能留得久一点更久一点，给观众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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